且说宁远在隆庆府的这两个月，很快就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。但比起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，他所闹出的这些动静却又算不得什么了。
自从功状递进四川安抚制置使司起，这游奕军大破蒙军的事迹，就很快成了传遍潼夔两路的轰动事件。究其原因，也不是说战斗就那么的惊天动地，可贵之处无外乎他们能以少胜多，还有就是他们这点人马，却缴获了大量的战马，这还了得？可不就发达了么？
当然开始时也只是在重庆帅府衙门内部传，及至后来才在余玠的要求下，动员起各地的州府衙门大事宣传，最终变成了广为人知的大新闻。
前线将士取得捷报，余玠当是十分高兴，可花如此力气去广为传播，却又有背后的深刻用意。
因为当下正值余玠力图转守为攻，扭转颓势之际。而当朝太傅，左丞相郑清之也年纪老迈，隐有致仕之意。这便急盼着能在武功上有所建树，好做自己退身的阶梯。所以到得这一年内，朝中就不断有催促发兵的信号传来。
加上余玠入蜀之初，曾在选德殿蒙召奏对，当着官家的面也许下了诺言：“幸假十年之功，当手挚全川，以还本朝”。
而今治蜀八年已愈，这豪言壮语尚犹在耳，如何能没有点表示？自然这兵发兴元，北伐汉中之事，就已是弦上之箭，不得不发了。
至于宁远一干人的这番事迹，最为特殊之处，便是在这大军未动之前，先拔下了头彩，还能在与蒙军野战中，做到以少胜多，全身而退。
这说明了什么？当然是我大宋的儿郎也不输于人啊！宋军历来畏惧与蒙军野战，如今有了这么活生生的事迹摆在眼前，岂不正是鼓舞军民士气的大好事迹么?
也难怪乎在收到捷报的当口，余相公几乎笑得合不拢嘴，当即就郑重表态，要对所有参战将士大加犒赏，连隆庆府治诸将官，金州都统司主将等人也都要各进封赏。
也许因为心情太好了，余相公觉得光有封赏还是不够，当场既提笔亲书“神勇魏兴龙”，“忠勇曹文宏”，两幅大字，并即刻着人做成战旗，发还二将以示褒奖。随后还传令各路衙门，无论是州府县，都要张榜公示曹魏二人的战绩功状。
如此才有了这短短旬月之间，就传遍各地，成为一时之佳话美谈。
可凡事也有它的两面性，纵使曹魏二人获胜的事迹可喜，也不代表没有唱反调的人。
这第一个跳出来发表不同声音的人，就是重庆府通判刘宗申。说来这个刘宗申的来头也不一般，其人本是楚州人士，与当朝的宝文阁学士，京湖安抚制置大使贾似道关系非浅。有了这层特殊的背景，向来就喜欢冒头发言，因看到曹文宏的功状中一个名叫宁远的无名小卒，竟然被说成斩获数十级，阵斩敌酋两员，俘获军马无数。
且不说他一个人又不是神仙，怎么可能斩获数十级？而让他更不能容忍的是，曹文宏竟然以奇功上报，要知道这“奇功”二字，可是代表着不依常例，破格迁转的意思，这样乱搞如何了得？
所以刘宗申也没有多加思索，当即便给帅府写了札子，只说这曹魏二人乱报军功，哪有一人斩数十级之理？定是他们内通款曲，重用私人等等。连带的又说了一大堆这些边军将领，惯常就喜欢谎报冒领军功，制置使司还需详加勘验，如有违制应当严惩云云。
总之看起来就是专检不好听的讲，但要说刘宗申这是刻意唱反调也不尽然。虽然他也不是什么秉公执法之辈，但却不至于去找魏兴龙的麻烦。只是因为他看着这事觉得蹊跷，就有啥说啥罢了。
刘宗申这只是无心之举，但开了这个头以后，却又牵出了云顶城守将姚世安，也跟着一块儿上书附和，这就变成有心之举了。
按理说这姚世安也是武人出生，本不应该相互为难，只是他与当时的端明殿学士，参知政事的谢方叔之侄多有来往。事情就巧在这个谢方叔与右丞相赵葵不大对付，而这个赵葵正是余玠的老师，说起他俩的矛盾，也不过是眼看郑清之就要退休，都眼巴巴的盯着左丞相的位置罢了。
所以刘宗申跳出来发难只是狐假虎威，而他姚世安跟着附和就是在添乱了。
就这样，本来余相公只是想借着这一事迹，大力宣传一番。
一来提振下军民士气，二来也能为后续的军事行动铺路。决计不希望演变为地方官员拿着话柄，便从中挑刺掰扯。
本来是件喜事，何必搞成了乌烟瘴气的口水战？
所以刘姚二人的表现，自然也令余玠恼火异常。
既然调子定了，肯定就要坚决贯彻，大力执行。所以余相公也不想搭理他们如何说道，心知这种事只要扯上了就会没完没了。干脆便把刘姚二人的札子束之高阁，不再回复。只吩咐账下的参议厅立即派人前往隆庆府，加紧勘验军获，拟出封赏的呈状报给枢院和兵部。